由两庭审理的只有17件，其中驳回8件，支持9件

[25] BVerfGE 83, 201 (214). [26] [德]斯特凡·科里奥特：《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正当的解释规则抑或对立法者的不当监护？》，田伟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8页。就这一问题，学界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

[9] 参见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296页。对法律来说，理论上并无法律救济途径，但原则上亦不能直接针对法律提起宪法诉愿。[21] （一）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 由于每个审级的法院中的每位法官都可以启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因而在德国，该类型案件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法律通过后，由基民盟、基社盟执政的萨克森、图林根和巴伐利亚三个州州政府随即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请抽象规范审查，法院最终于2002年7月判决该法合宪。现阶段宪法诉愿的对象应当限定为法规范，而不包括司法裁判。

[14] BVerfGE 25, 308. [15] 针对同一法规范，有时会有多个主体同时提请审查，这些申请在受理时会分别编号统计，但之后会被合并审理。但就法规及以下位阶的规范而言，合宪性和合法性问题可能同时存在。区教育局辩称，1.原告的起诉不属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理的范围。

这样的陷阱会增加学校管理的层级，降低工作效率。[2]1717年，普鲁士制定了《普鲁士义务教育令》，通过该法令实现了义务教育的世俗化，由此，义务教育开始在英美国家和日本等国开始普及，这一阶段的义务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强制性，此时的教育理念还是国家工具主义。因此，对区教育局关于被诉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答辩理由。(二)裁判要旨 南京建邺区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提起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规定，认为其制定的《2015年建邺区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因此，原告所在吉庆家园小学施教区应划入新城小学北校区。2015年的施教区将雨润国际广场调整出了新城小学北校区的施教区，空出的学额，也没有留给吉庆家园，使原告不能就近入学。

二、受教育权的内涵和实现：权利还是义务？ 我们如今所知的受教育权在产生之初并非是一项权利，更多的是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有了有效的保障机制或者奖励机制，教师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到薄弱学校授课。[6]莫纪宏：受教育权宪法保护的内涵，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政府为民众提供就近入学的便利，其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强制要求就近入学，赋予自由权利，再运用配套政策引导并规范其行为，这才是应该采取的对策。

因此，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案子是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1954)，原告Oliver Brown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Linda每天要走六个街区去坐校车去1.6公里之外的一个专门的黑人小学，而离她家仅仅几个街区就有一所白人学校。比如，政府可以进一步通过放权可以使学校拥有教育改革的自主权，而民众亦拥有择校的自由权，这在客观上使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基础教育领域发挥作用。[1]参见(2015)建少行初字第2号。

[5]在教育实践中，受教育自由突出地表现为父母为子女择校问题。由于居民情况人口分布的变化、新学校的开设、旧学校关闭等原因，美国也会不时出现需要调整原学区划分的情况。

就国家履行义务的内容来看，我国《宪法》19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教育事业，同时我国《教育法》18条明确指出承担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不仅仅是家长，而更重要的是突出国家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的积极性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划分学校施教区要把握四个原则：一是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在其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

第二个时期是受教育权入宪的时期，即二战结束至今，在这一时期，文化、科技、经济等的快速发展，也带动社会关系的转变，人民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受教育权就是其中之一。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就近入学的原则。[23]而要想让教师自愿到学区内甚至学区外的学校授课，得先建立人性化的保障制度，如教师保持原校的编制、制定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等等。根据该条规定，区教育局作出施教区划分行政行为的事实条件有：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适龄儿童数量、适龄儿童分布状况。被告制定的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属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新城小学北校区是2014年新开办的一所小学，2015年一年级摸底人数、报名人数与招生计划数相当，施教区划分符合省、市有关小学班额的规定。

而择校尽管不是解决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性的根本办法，但只要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运用得当，还能通过一定的机制成为平衡学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从而促进义务教育的机会均等在质和量上的统一。在教育设备的配置上，学区内各学校也秉持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资源共享原则，将学校资产变为学区资产。

南湖三小2015年一年级新生摸底人数、报名人数与学校招生计划数基本相当。联合国基于两次世界大战践踏人权的反思于1948年通过并宣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中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自由则是与受教育自由构成一个整体，所谓教育自由是指教育权承担者对教育者施以教育的自由。2.责令被告重新作出2015年划分小学施教区的行政行为。

[25]杨琼：加拿大学校选择现状述评，载《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1期。由此可见，在城市中，就近入学政策激励家庭通过买房而择校，这就意味着基于居住地分配的入学机会事实上是按照社会和经济地位来进行分配。其次，美国人才流动激励(TTI)基于薄弱学校实际需求和教师自愿的原则，实现输入校和输出校之间的供求匹配，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教师流动，实现优质教师资源的共享。义务教育法是强制入学的法律，但不是强制就近入学的法律，在受教育的自由权方面，我国儿童应该具有选择学校的权利。

通常School Committee会任命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此事。在充分考虑公众意见的基础上，该委员会将最终方案上报School Committee投票确定。

虽然父母和国家各自在承担义务的内容和范围等层面上是不同的，但是从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角度说，国家是义务主体是不容置疑的。[17]尽管在终极意义上，也许我们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束手无策。

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需要放在整个政策体系中去加以综合考虑，才能权衡其利弊。在教育实践中随着择校问题的凸显，就近入学政策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而这种考虑正是由于缺乏对教育机会均等内涵的全面性理解所导致的。但是择校作为一种入学方式，是建立在校际质量差异的基础上的，没有校际质量差异就没有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使各地区的师资力量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教师流动机制对学校的支持，更要激活学校本身的教育资源存量，运用教育经费使教师接受更多的培训、增加进修的机会。[9]Jamess.coleman在研究平等和不平等两个概念时，设想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第一种是只有在不平等状况下给社会劣势者以有利条件或有利于所有人时，不平等才是正当合理的。

其次，区教育局每年均制定当年度的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对小学入学工作的基本原则、招生办法、工作要求等内容作出规定，并在附件中对当年度施教区进行划分。但问题在于，定了学区化办学的基本方向以后，谁有权力划分学区，如何确定学区的边界，学区划分需要经由什么样的决策程序。

[6]此外，在特定情况下也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协助义务，但更多是消极的不作为。在学区划分上，由于目前教育资源不均衡、适龄儿童及学校分布不均匀、街区形状不规则，故不能简单地用圆规画圆、用直尺测量每个适龄儿童的住所地和学校之间的直线距离来确定。

第二种是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正当收入。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果没有公办学校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那大部分民众的择校权也就必然受到限制，民众仍将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去就读高收费的转制或民办学校。